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，怎样在法律上设置律师在场权，并使成为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，这是摆在立法、司法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，同时也是我们律师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及刑事司法实务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，设置与规范律师在场权制度：

（一）从法律的层面上设立律师在场权制度，并对律师在场权的概念、内容、实施程序、权利救济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。

首先应对现行的《刑事诉讼法》进行修订，增加律师在场权制度，明确律师在场权的内容，作为律师行使在场权的法律保障，使律师在行使在场权有法可依。律师在场权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：（1）有权在整个讯问过程中和每次讯问时在场；（2）有权在讯问时当场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；（3）有权对于侦查人员含有威胁性、引诱性等非法讯问立即向嫌疑人指出，对于非法讯问，嫌疑人有权要求中断讯问，私下征求律师的意见；（4）有权协助嫌疑人核对讯问笔录，并有权在核对无异的笔录上签名；（5）有权对威胁、引诱、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当场及事后提出异议、建议或者控告；（6）律师对在场私下所了解到的相关案情不负有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。

其次，设置律师在场权告知制度，在法律中确立权利告知规则。告知规则应当包括：（1）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之前，必须要告知其有权委托律师，有权获得律师的现场帮助；（2）告知其在律师未到场之前，有权不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，并且侦查人员也无权在律师不到场的情况下开始讯问；（3）告知其在整个羁押过程中都有权接受法律咨询。对于确实无力委托律师的嫌疑人，侦查人员必须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后，方可开始讯问。在告知方式上，应当采用向嫌疑人发放统一印制的“权利告知书”的形式进行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能够明确地了解该项权利。

第三， 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，建立保证讯问程序合法的保障机制，具体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。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应当包括：（1）侦查机关在讯问前是否履行了权利告知程序；（2）每一次讯问时，是否有律师在场见证；（3）讯问笔录上是否有律师的签名；（4） 如果被告人当庭供述与讯问笔录不一致，存在推翻原供述情形的，由控方对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和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；（5）辩护人对于讯问笔录所提出的异议，法庭只要认为存在“有合理怀疑”时，即应当认定辩护人的异议成立。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，加强律师执业保护机制，从根本上保障律师在场权的实现。在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方面，应当加大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，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，同时加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宣传力度，提倡社会资金对法律援助基金的捐助，鼓励律师积极地投身法律援助事业，这是律师在场制度得以实现的基础保障。在律师执业保护方面，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和拒绝作证权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不得因在刑事辩护中的言论而被拘押、传讯或者追究法律责任；同时应当规定，律师对于因执业活动所知悉的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案件秘密不负有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，司法机关也不得因为拒绝作证而对律师的住所、办公场所进行搜查、监控，从而解除律师的后顾之忧，确保律师能够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，这是律师在场权制度得以实现的程序保障。

（三）设置律师在场权的例外情形。在保障律师在场权的同时，我们也应当看到，刑事侦查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，所涉及的案件各不相同，如果片面地强调律师的在场权，而不考虑对犯罪行为打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，就会产生以偏概全的情况，就失去了设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意义。所以，法律在设置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同时，也应当同时规定律师在场权的例外情形，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和严重影响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的的重大刑事案件，如果等待律师介入可能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开展，并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危险性的，对嫌疑人的讯问可以不必等待律师在场，但是可以采用适当的方式通知律师，危险情形一旦消失，就应当立即通知律师到场见证讯问过程。但是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对于此种例外情形的设置，必须具体而明确，避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产生任意性和扩大性的可能，避免出现律师在场权不能在合法的限度内实现的情形。

“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”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，同时也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尊重程度。我国已经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写入宪法，所以律师在场权制度应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，该制度的设置能够有效地加强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权保障，扩大律师的辩护权，使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的宪法权利真正得以实现。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司法公正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。